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于8月15日上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面，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正面临长期战争带来的压力。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不断扩大军工生产、强化社会管控，以维持战时经济的运转；此外，长达四年的经济与军事精英结构更替也在持续推进。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客座研究员Kirill Shamiev在《外交政策》杂志发文指出，随着俄军伤亡人数、装备损失及经济损耗持续扩大，俄罗斯精英阶层已形成鲜明分裂。普京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推动的资产转移机制，将疑似亲西方或忠诚度不足者的财富转给俄罗斯的可靠支持者，使精英陷入夸张表忠心以自保、暗中打压对手以求生的“俄罗斯式囚徒困境”。昔日作为派系调解者的普京，逐渐成为部分精英的生存威胁。
文章认为，美国可以持续强化俄罗斯政府及精英对战争代价的焦虑，同时释放差异化追责信号：对战争策划者维持制裁，对逐渐脱离公开支持战争的精英保留宽容对待的可能性。此举通过增强低级官员与企业管理者的避险动机，削弱俄罗斯对战争的内部支撑；同时需避免仓促达成有利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确保冲突结局符合西方利益。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可借鉴本文对大国冲突下国内精英动态及外部干预手段的分析，助力中国更精准地判断国际形势，制定趋利避害的应对策略。在外交实践中，美国差异化追责的策略启示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可根据不同对象的立场和行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外交举措，以高效维护国家利益。文中所透露的部分信息，也有助于理解和预测“特普会”后，美俄双方可能采取的外交和战略举措。
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恶化和乌克兰防线的持续巩固，莫斯科的精英派系正围绕前景未卜的局势展开对自身地位的布局与争夺。他们的目标是保住战争期间获得的利益和特权，并转嫁因战争累积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而产生的责任。
普京担心，精英阶层的分裂以及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可能会削弱俄罗斯政权的凝聚力。为扭转这一趋势，克里姆林宫以国家安全为名推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再分配法律机制：将财富从那些即便仅被怀疑有轻微不忠行为或与西方有联系的人手中，转移到那些或许能力稍逊但明确支持普京的人手中。这让精英们陷入了“俄罗斯式的囚徒困境”，最安全的策略是表现出夸张的忠诚，同时暗中打压对手以便在冲突中生存。
从美国的立场出发，挑战在于确保这些事态发展不会成为结束俄乌冲突的阻碍。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应继续让俄罗斯政府及工业领导层对战争代价和最终结局感到焦虑。政策制定者应释放信号：对这场入侵的追责将是有针对性的，而非集体性或无差别追责。战争策划者应继续面临制裁，而对那些愈发不再公开支持战争的精英，则应使其有望得到更宽容的对待。
2022年，普京发动军事行动，试图将掌控乌克兰打造成其统治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但如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却必须保护他，使其免受自身行为的后果影响。尽管俄罗斯政府不再公布伤亡数据，但英国广播公司与俄罗斯媒体Mediazona的独立估算显示，截至7月底，俄军死亡人数至少达16.5万。开源情报平台Oryx已记录俄军损失超过2.2万辆军事车辆及装备。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与西方制裁还造成了俄罗斯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最终总得有人为俄罗斯如此惨重的损失承担政治责任。在西方制度下，作为俄罗斯最高统帅及对乌政策主要策划者的普京显然是承担责任的不二人选。但在俄罗斯，政治系统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他提供庇护。由于缺乏能实际发挥调解作用的机构，普京对政治存续乃至人身安全的追求契合了精英阶层的一贯利益——他们需要将普京作为各竞争派系间的核心调解者加以维护。然而，这场战争却让这位曾经被视为领袖的调解者变成了许多人的威胁。
转嫁责任的初步迹象已然显现。2024年，约122起刑事案件指向俄罗斯高级官员；1月至7月间，约100人因涉嫌腐败被捕；此外，数十名国防部官员及军官也遭逮捕或解职。但这些被捕官员还算幸运，因为有些人根本没能活着挺过这场战争。自2022年以来，至少27名与战略领域相关的高官死于不明原因。最近的案例是，据报道，交通部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于7月自杀身亡；尽管其死亡细节尚不明确，但有人猜测这可能与库尔斯克州的一项贪污调查有关——斯塔罗沃伊特在进入交通部之前曾担任该州州长。不久之后，另一位交通部门官员安德烈·科尔涅丘克突发心脏病去世。
尽管战争让俄罗斯精英阶层面临生存风险，但对其中另一些人而言，它却带来了巨额利润。军工巨头、与国防领域相关的民用企业领袖、拥有关键生产基地的地方州长，以及那些夺取了西方资产控制权的精英，均从战时财富再分配中获益。许多人获得了国家支持的战时贴息贷款，而整体经济环境却仍维持18%至21%的利率。与此同时，基础设施项目被迫推迟，税收优惠政策被取消，住房建设陷入衰退。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在战争经济之外换取精英阶层的忠诚正变得日益困难。
政府的财富再分配行动还用于惩罚不忠行为——即便只是涉嫌不忠。2022年以来，克里姆林宫已将相当于俄罗斯GDP约2%（约490亿美元）的资产收归国有。如今，律师们建议企业领袖放弃第二国籍，切断与所谓“不友好国家”的经济联系，并吸纳“以国家为导向的合作伙伴”加入其股权结构。车里雅宾斯克州议会副主席、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康斯坦丁·斯特鲁科夫一案，便释放了又一个明确信号。检察官指控他将资产转移给其拥有俄罗斯和瑞士双重国籍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斯特鲁科夫，并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仅9天之内，俄罗斯一家法院便下令将其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然而，这并非回归苏联式的剥夺政策。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阿诺夫明确表示，斯特鲁科夫先前的资产将通过正式转售的方式移交新所有者。在俄罗斯经济难以找到新增长动力的背景下，战略资产正被重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更忠诚且政治上可靠的对象。当俄军在前线苦苦支撑时，部分巨头已做好从这场财富再分配中获利的准备——他们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一致，成为战争初期的赢家。
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普京设定了结束俄乌冲突的期限，但战争的终结可能仍遥遥无期。不过，任何停火迹象的显现都可能加剧上述所有趋势：责任推诿的博弈必将升温，巩固和保护战争相关收益的行动也会同步加强。一旦普京决定结束战争，在经济不断萎缩的背景下，那些通过战时偏袒获得的资产可能迅速沦为负债，其他精英成员会伺机重新夺取这些资产。
有鉴于此，美国可通过持续施加经济压力、避免达成有利于俄罗斯的仓促和平协议，来加深俄罗斯精英阶层的焦虑。理想的谈判策略应强化俄罗斯精英的如下认知：战争无法取胜且严重损害其个人财富，但达成和解仍有可能性。美国应持续释放外交层面准备谈判的信号，同时不向不现实的条款让步，让俄罗斯精英重新审视一味依附克里姆林宫的可能收益与战争日益增加的代价。美国还应释放信号：无论战争如何结束，都将继续制裁战争策划者，同时赦免那些暗中与战争划清界限的精英。这种策略虽不会导致精英大规模倒戈，却能增强低级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避险动机，促使他们悄然脱离这场在他们眼中日益无望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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